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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草书法艺术

行草作为一种特殊的字体,形成于汉代。吐鲁番文书中的行草字体多出现在契约和官方文书最后的批文部分,如《高昌延昌年间兵部残奏》《高昌延昌廿七年某月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高昌延昌廿七年四月廿九日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高昌延昌廿七年六月某日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高昌延昌廿七年六月廿九日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高昌延昌廿七年七月十五日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高昌延昌廿七年七月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高昌延昌廿七年八月十五日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这些文书的批文部分所出现的“伯雅”“绍徽”“欢”“僧道”“奇乃”“佛图”“养生”“患”“乐”“庆儒”“友”,都属于行草书体,非常具有个性,倚侧多姿,形态多样。在吐鲁番所出土的文书中,除了上述字体以外,尚未发现甲骨文、金文、大篆等文字,就是小篆,由于难于辨识,不方便使用,也只是在一些官方文书的印鉴上使用。在这批上奏文书中也没有发现小篆字体,就连带有隶书意味的楷书也没有出现,或许由于出土文书的随机性,能证明这些的文书还未发现吧,这还有待考古专家们的进一步发掘。

这批上奏文书,有的保存比较完好,书法字体比较清晰,如《高昌延昌廿七年六月廿九日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高昌延昌廿七年四月廿九日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高昌延昌廿七年六月某日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高昌延昌廿七年七月十五日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等,这些兵部买马的上奏文书,虽然内容不完整,但整篇的字体和章法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也有些文书残损比较严重,如《高昌延昌十四年残奏一》《高昌延昌十四年残奏二》《高昌时间不详都官残奏一》《高昌时间不详都官残奏二》等,虽然破损厉害,但从仅存的字体和同墓出土的其他文物,也可以判断出它们所处的年代。据孟宪实先生研究,这批上奏文书有的通过绾曹郎中和高昌令尹上奏给高昌王,有的直接上奏给高昌王,但从书法艺术的视角看,这批文书不管是否经过绾曹郎中和高昌令尹,最终都是要上呈给高昌王看的,所以书写这批文书的书写者的书法功底肯定不低,甚至代表着当时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所以通过研究这部分文书文本的书法艺术,可以看出当时在高昌官方文书中所使用的书法艺术水平。上至所好,下必行之,也可以说这部分上奏文书的书法艺术水平不但代表着当时书法艺术的官方通用水平,也直接影响着民间书法的价值取向。

从出土文书中的字体演变来看,不仅内地字体的演变和书法艺术的发展能迅速及时地影响和传播到西域地区,而且西域地区的书家所进行的笔法上的探索和创新的尝试也可能使内地书法家受到启发。如王羲之被称为“书圣”,王体书法历来是书法界的瑰宝,但是从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看到,类似王体的书法字体在吐鲁番地区早已出现,只是后来被王羲之发现,并进一步提高升华而已。试想如果没有边疆书法的创新和探索,王羲之这种书体的出现可能还要往后拖延,“书圣”花落谁家,还未可知啊!唐代着名书法家颜真卿曾经在河西任职,河西距离高昌较近。在吐鲁番出土的文书和墓砖中有很多与颜真卿书法风格相近的书法作品,尤其是行书作品,所以可以推断颜真卿也从高昌地区汲取了丰富的营养。高昌地区书法艺术的发展深受内地书法艺术的影响,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内地书法艺术的发展,高昌地区与中原内地互相影响,共同发展。

在目前所出土的文书中,上奏文书虽然仅有18件,但足以证实行楷书体是麴氏高昌王国时期官方通用的标准书体。除了这18件上奏文书,吐鲁番地区还出土了大量的其他文书、碑刻、墓砖和墓表,都保存了大量的有关书法艺术发展的珍贵资料,所以吐鲁番出土的具有书法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文书是西域地区和中国各族人民宝贵的文化财富。应该继续深入探寻其中蕴藏的奥秘,深掘它们的审美价值,弘扬中国优秀的书法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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